（一）欲把握一国公产与权力的关系，当首先对公产本身的构成等基本的方面有较确切的认识。
2. 效能目标的实现机关运行保障在分配构造上，倘若分配体制、分配行为、分配效果等要素不明确，或者即便明确但缺乏科学性，分配活动就会出现混乱无序的局面，遑论分配效能目标之实现。出于机关运行保障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体系性等考虑，在立法理由足够充分情形下，《机关运行保障法》可以突破《预算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制度设计。
同时，今后机关运行保障领域制定的新法、新规定，在不违反《机关运行保障法》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制定，以灵活应对现实的需求。为改变《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效力层级过低的现实，为机关运行保障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提供坚实依据，应出台一部综合性的《机关运行保障法》，将党的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纳入国家机关运行保障体系中，实现对党政机关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一体规范。当然，该定义只是表象的一般性揭示，忽略了对机关运行保障实质的剖析。就公权力机关的物质要素保障来说，相关规定散见于《预算法》《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与党内法规中，缺乏综合性的法律对其予以全面规范。最后则是作为国家与机关其他部门之间的媒介者，对资源分配后的使用过程进行监管。
(三)机关运行保障的目标：效能的实现毫无疑问，任何制度设计均服务于特定目标。资源分配效能目标的实现，要求分配行为具有科学性，即分配行为必须以客观规律作为基础，采取科学的分配标准、分配计划，使得分配行为与分配效能目标之间保持最大限度地契合。以下是若干有指标意义的国家2020年或有统计的最新财年广义政府资产净值占同年GDP的百分比：挪威430.3%。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净资产就不仅仅是权力储备，也关联着权利储备。此后若持续增加税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边际税收收入会变为负数。[⑧]单纯型国家的基本特点，可从欧美一些国家在单纯型国家后期的财政数据看出来：1880（或最早有记录年份）的数据显示，广义政府总支出占同年GDP的百分比是：美国3.04%，瑞士4.04%（1899年），比利时、瑞典、英国低于9.0%，[⑨]葡萄牙、丹麦不足10.0%，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法国都介于11.27%-16.75%之间。以免费教育为例，所需经费由不特定个人以纳税等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形成公产、进入财政预算后，政府不论如何支出，都会是附条件将其放到教育机构法人财产权利或自然人财产权利（如免掉的学费）的位置，从而形成类似于公产注入公营公司生成的两权：政府的相应管理权力。
[13] 权力现象与权力概念的关系当然也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在单纯型国家阶段的西语法学、日语法学和汉语法学的人们按照当时权力体量很小的实际情况，将权力遮蔽甚至完全湮没在权利中，处在复合型国家阶段的21世纪的学人面对的19世纪意义上的权利一词，已经无法遮蔽当代同法律实践中的权利一样高大威猛甚至更为高大威猛的权力。另一类政府拥有的无形非生产资产指商誉和营销资产，这种商誉反映公营法人结构的价值以及管理、文化、分销网络和客户群对它的评价，往往与营销资产如品牌、名称、商标、徽标和域名等结合在一起。
在这两个领域，权力与权利之间，法理上构成内容有差别的、实质上的对应债权债务关系。在市场经济和法治通常并行的当代世界各国，法学对广义政府部门以自身或机关法人名义从事的采购活动在生成权力和伴生权利方面的作用应予以必要解说。从包括法人的个人那里提取财产形成公产后，政府又出于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将公产的一部分附条件转交给公营公司形成法人财产，实际上是一种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如政府预算支出用于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的支出，以及发放现金或实物类转移支付支出等等，无不是有政府部门和官员出面做规范、管理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在工薪、实施、装备等各方面的消耗，就属于这一类。
（4）其他收入，如广义政府通过国有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财产收入，以及租金、利息收入等。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201页。确定一国公产构成是一件十分复杂而且容易引起争议的工作，而且，法学不同于财政学，法学需要根据自己的基本情况，按照宪法和相关学理来确定公产范围、划分公产与个产的界限。（2）公营金融公司，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政府控股的各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登记公司、财务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因此，机关法人的权利只是一种形式权利，并没有实际的个产与之对应，与之对应的实际上是以个产名义出现在市场上的公产。（3）广义政府预算用于个人、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中由公共机构耗用的部分。
所以，二次分配是一个全社会个产总量从而权利总量较之初始分配有所减少但能使反映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有所降低的过程，同时也是公产从而权力体量难免有所增加的过程。美国0%,23.3%（2021财年）。
本文讨论公共财产与权力的关系，但没有专门讨论个人财产与权利的关系，主要基于三点简单的考虑：（1）公产、权力本身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较之个产、权利本身及其相互关系更复杂、更难理解些。权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公共权力的法学名称，有丰富的具体存在形式。以下是若干有样本意义国家2019财政年度以本国货币计算的GDP、广义政府预算收入及其构成比例（图1，单位：千亿）：[21]复合型国家的预算支出执行过程，就是生成权力和有时有权利伴生的过程。当然，研究是有步骤的，一篇论文能向终点接近一步就不错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首先是出现了法人组织并有了公营法人和非公营法人（或私法人）的区别。[36]在PPP模式下，政府预算支出的性质，是向私人部门购买货品和服务，因此，这部分政府预算支出借助这个过程全部转化成了权力。
能够成为资产的自然资源谓之自然资产，包括生物资产(生产的或野生的)、陆地和水域及其生态系统、底土资产等。（二）广义政府流量资产生成实际运作的权力比公共部门资产净值更重要的是处于流量状态的公产，即按财政年度确定的进入政府预算收入或支出过程的公产，它生成现实的权力。
所以，即使单纯从经济生活角度看，税率也不能过高，其法学含义是，权力在法权中所占比重不能过大。反之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名义私产、实际公产，在做相应统计时应该被排除到形成权利的个人财产范围外，并记在形成权力的公产的账户下。
按中国《宪法》第9条、第10条的规定和精神，以及《民法典》第246条的规定，注入国有公司的资产首当形成国家财产所有权，它表现为由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履行的出资人职责或享有的出资人权益（《民法典》第257条），这些都是在中国法律体系下权力的具体存在形式。（二）公产应区分为名义公产和实际公产。
四、公共预算中个人最终消费支出生成的权力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最终消费支出，虽然从体量上看主要是个产→权利关系的曲折表现，但却是以政府预算支出行为推动的。因此，在原有的基数上提升或降低权力集中程度，一定会相应程度地改变原有的法权结构平衡，即改变原有的权力与权利平衡。（一）集体最终消费支出中单纯生成权力的部分按欧盟和经合发组织的分类标准，2020财政年度在一些有样本意义的国家的广义政府预算用于集体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看，它们的数据相当接近:澳大利亚8.04%。[③] 参见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4页。
教科书记录的应该是那些当代科学共同体认为他们已知道的东西。由于下文限于讨论名义公产生成现实权力和在某些情况下伴生权利的过程和机理，因而只涉及公共财政的一些对应方面，无意对公共财政做全面法学分析。
总资产减负债就形成从静态上反映其存量的公共部门资产净值，包括金融资产净值。（2）不论何种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公产→权利是假象，个产→权利才是真相。
这反映在1945年至1980年间相关国家的政府开支较此前持续的、大幅度的增长上。但是，做这项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各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基本上都是服务于经济学研究的，法学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做适当处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项规定中的出资人权利，仅仅从民法角度看是权利，从中国宪法和法的一般理论角度看，它都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的地位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如此重要，[②]但我国法的一般理论对于权力却轻视到了近乎无视的程度。无形非生产资产是指其所有者有权从事某些特定活动、生产某些特定商品或提供某些服务同时排除其他机构这样做（除非得到所有者的许可）以赚取垄断利润的资产，可有偿转让。其权力源于预算支出，但这方面的全部预算支出中只有政府消耗的部分直接转化成了权力，余下部分往往会以补贴、补助等形式付给私人公司，相当于对私人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给予的回报，实为变相地购买了后者的劳务，将相应的预算开支隐蔽地转化成了权力。
IMF网站提供的相关国家资产预算支出资料表明，以下有指标意义的国家2019年财政年度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广义政府支出的比重如下：法国9.94%。公产与权力、权利的关系在当代固然错综复杂，但笔者相信，通过跨学科深度研究，完全可以充分揭示它们互动的规律性并善加运用。
但是，即使在政企分开的情况下，公产也会有相当大的部分生成权力，至于其生成的权力具体占多大比例则须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制度或政策而定。IMF网站展示的各国资产负债表的运营状态部分，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列出了两种通常有法人资格的政府独资、控股或参股机构：（1）公营非金融公司，由政府或其他公营法人控制，包括公营航空、铁路、电力、农业、矿业、能源、制造业、电力、建筑、交通、通信、医疗、教育等组织体。
这里特别应注意的是，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给个人的是货品、服务或现金等财产（服务可折算为现金），并不是权利，只有它们被返还个人手中之后，在法律上才有了权利特征。所以，对于权力的生成和形成法律效应来说，公产净值并不是广义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没有它公共机构通常也能依靠自身以税收为主的财税管道筹集足够的资产以维持社会对权力的需求。
